最近，财政部发布了《2008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奖励和补助办法》：中央财政将对2007年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各县撤并一个乡镇或区公所奖励50万元，减少一名财政供养人员奖励4000元；如果县财政供养人员的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，则每超过一人扣减500元。    

    毋庸置疑，《办法》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政激励促使地方精简机构。平心而论，我国政府规模真的太大了吗？我认为这是必须澄清的误区。长期以来，我们误以为中国是一个“大政府”国家。在改革开放前，政府权力无所不在，这确是事实，但权力大并不等同于“大政府”。其实，比较中国和美国或欧洲国家政府，无论从政府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，还是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看，中国的地方政府都不能算“大”；尤其在政府规模普遍扩张的福利国家时代，中国的中央政府甚至可以说是过分“精简”了。

    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还认为政府规模过大呢？那要看是相对什么谈大小。许多人之所以认为中国需要精简机构，是因为纳税人供养的一些机构人员拿钱不干事。这个印象可能对许多处于一线的基层工作人员不公正。但毕竟，我们从媒体报道中看到官员出国“考察”、公款吃喝、公车泛滥，有的甚至贪污腐败并将赃款转移国外；即便不涉及违法，许多农村基层单位也成了安排亲朋好友就业的场所，公务编制很多成了供养当地干部亲属的“肥缺”，而进去之后则人满为患、养尊处优。因此，只是和产出的效益相比，地方政府规模才显得“太大”了，因而在效益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必然需要不断“精简”：既然纳税人的钱不能花在刀口上，让更多的“闲人”进入政府部门干吗？

    如此看来，政府规模无所谓大小，一切都以地方公共服务的需要为标准，以人民的满意度为衡量。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保障部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部门，在美国也经常遭人诟病，但这个部门“精简”不了，否则那些失业人员、低保人员、退休人员就没人“管饭”了；换言之，“精简”这个机构引起的抗议浪潮，远比维持现状大得多，因而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做总统都没人敢碰这个机构，因为它毕竟履行着至今不可替代的社会职能。

    我们的社会保障部门倒是“精简”，但这正是社会保障不足的体现；我们的环保部门也很“精简”，环保执法人员没几个，结果就是环保法难以落实，环境质量不断下降；我们的劳动保障部门很“精简”，结果是劳动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；我们的教育机构也相当“精简”，结果是农村基础教育捉襟见肘；我们的平等保护机构则根本不存在，结果是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、性别歧视、年龄歧视、生理歧视普遍存在……

    这说明一个常识：有些不能“精简”的机构是精简不得的，而究竟哪些可以精简、哪些应该维持，取决于当地对公共服务的实际需要。而谁最清楚当地的实际需要？当然是生活在当地的纳税人；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策，效益确实都需要评估，但最公正的评估主体不是上级领导，而是当地老百姓。如果他们愿意出钱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，让地方政府为他们修公路、装电灯、加强环保、改善教育，有什么理由让他们“精简”呢？事实是，许多地方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，许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，而要将这些事情做起来，很快会发现政府规模不是太大了，而是太“小”了。

    当然，要保证政府只做该做的，不做不该做的，需要建立地方民主责任制。如果地方选举没有得到有效规范、地方人大没有充分发挥宪法赋予的职能、地方政府权力没有得到法律有效约束、地方决策基本上是由“一把手”说了算，那么，这样的地方政府还是更“精简”一点好。不过，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：既然不能依靠地方民主责任制合理确定地方政府规模，就只能依靠远在中央的财政部替地方做决定，因而才有了以上《办法》。

    我不是说《办法》一定不好，但中国有多少个县乡？一个统一的《办法》可能适合所有县乡的需要吗？县乡合并过渡后，谁为基层公共服务的进一步丧失埋单？无论《办法》本身是否合理，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，也无法改变地方职能和地方需要脱节的现状。

    我并不否认，中央对地方财政承担着的义务，尤其有义务对贫困地区实现必要的转移支付。在单一制体制下，中央或许也有权确定地方政府结构的框架，但迄今为止，改革开放即意味着权力下放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最好能让地方纳税人自己决定政府规模大小和公共服务的多少，从而避免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结局。 (张千帆)